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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博弈]百年奥运:中国走向世界的旅程-大连理工新闻网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更新日期:2019-05-24 浏览次数:

  [伟大的博弈]百年奥运:中国走向世界的旅程-大连理工新闻网
[伟大的博弈]百年奥运:中国走向世界的旅程 作者:single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时间:2008-08-08 14:07 编者按中国人的奥运梦在今晚8时将进入一个华彩乐章。中国人对奥运有一份特殊期待,在中国人眼中,奥运并不仅仅是体育,不仅仅是西方人眼中的Game,更是百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折射。参与奥运,搏击奥运,乃至举办奥运,对中国人来说代表着太多内涵。中国人的奥运之旅,与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同步。周恩来总理曾经把新中国的对外体育交往称为“我国外交的先行官”。那个年代,参加奥运,曾经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通道。后来,又是因为服从外交大局,中国体育暂时停止了奥运征程。改革开放后,无论是参加奥运还是申办奥运,仍然与中国的外交大环境息息相关。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不断增多,中国人也越来越具有世界气度与大国心态。现在,成熟起来的中国人更倾向“让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 “奥运来到北京,是百年历史中的一次超越。”8月6日,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这样感慨。 事实上,奥运与中国外交一直交织在一起。国人常说的“百年奥运梦”,一般从1908年开始算起。那一年,时任天津大学校长的张伯苓以三个问号考问国人:“中国什么时候能派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在奥运会拿到奖牌?中国什么时候能举办奥运会?”这就是著名的“奥运三问”,开启了中华民族百年奥运梦想。 “东亚病夫” 然而,“三问”折射出的却是积贫积弱年代对国家前途的忧患。在清末和军阀混战时期,中国没有能力维持国内的和平,更不用说派运动员出国参加奥运会。 直到1932年,中国才第一次派出唯一的一名运动员参加当时的洛杉矶奥运会。这名运动员就是田径运动员刘长春。 1932年7月8日,刘长春踏上了赴美比赛的征程。当天,上海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幅漫画——《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挺立船头,手持青龙偃月刀,单刀赴会。 然而,这次“单刀赴会”,并不是普通的比赛,而是报国的义举。刘长春的儿子、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刘鸿图这样回忆他的父亲:“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父亲正在东北大学就读,这激起了他的报国之志。因而,当日本人宣称刘长春将代表日本人操纵下的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时,父亲义正词严地发表声明:‘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则又岂可忘却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马牛耶!’”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外交上的象征意义远大于体育意义。在经过了28天海上颠簸后,刘长春参加了100米和200米预赛,在比赛中分别列第五、第四名,无缘决赛。 四年后,柏林奥运会,更凝聚了中国人的血泪——运动员回国没有经费,全靠华侨捐助,途经新加坡时,当地媒体画了一幅漫画:一群长袍马褂、行容枯槁的中国人抬着一个大鸭蛋,标题正是“东亚病夫”。 43年后的1979年,时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的刘长春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旧中国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到处受辱,那时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外国的国旗在奥运会上升起。今天,祖国富强起来了,中华民族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腾飞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 1983年,刘长春老人带着期待与遗憾离开了人世。 一年后,许海峰在洛杉矶,那个刘长春曾经伤痛过的地方,射落了中国人在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体育外交” 新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的接触始于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1952年年初,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函国际奥委会,要求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不过,这一要求遭到了重重阻挠。直到奥运会开幕前五天,国际奥委会才做出了邀请新中国运动员参会的决议。当中国收到这封邀请函时,距离开幕只有几个小时了。 中国是否应当接受这一迟来的邀请?当时,这个问题在国内引起了争论。 时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的荣高棠曾给周恩来总理写报告,提出了两点担心:一怕台湾问题,制造“两个中国”;二怕竞技水平低下,给新中国抹黑。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周总理第二天就果断做出批示:“要去!”并指出,正式比赛参加不上,但可以和芬兰运动员进行比赛,多做友好工作,要通过代表团的工作和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去宣传新中国。 “周总理在我们来之前曾指示:‘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取得奖牌;在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荣高棠在生前接受采访时,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不过,当中国仓促间组建代表团、飞到赫尔辛基的时候,赛程已经过半。新中国代表团中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一人赶上了比赛。由于晕机、时差等原因,他在100米仰泳预赛中,在六名选手中只获得了第五名,无缘决赛。 赛场之外则开出了友谊之花。新中国代表团在芬兰展开了一系列民间外交活动,包括与芬兰当地足球队进行友谊赛等。奥运会结束后,代表团还飞赴当时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波兰等国,进行了一系列体育交流活动。 当时的新中国正值百废待兴之际。在政治上,中国也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全面封锁。在西方世界中,新中国仅与少数几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就有第十五届奥运会的举办国——芬兰。因此,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展示新中国国际形象的机会。长期研究新中国外交史的北京大学教授牛军这样评价参加1952年奥运会对中国外交的意义。 与奥运“绝缘”的岁月 五星红旗虽然在赫尔辛基奥运会上升起,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纷争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前,新中国曾经组织了一支包括了92名运动员在内的代表团,准备启程参加这一届奥运会。当时,连代表团的证件都已经制作完成。 墨尔本奥运会新中国代表团成员、体操选手陆恩淳在谈到当时情况时感慨万千。他回忆说,在此前举行的奥运选拔赛上,他获得了个人全能、双杠、鞍马3项亚军,得到了奥运会参赛资格。后来还在北京体育馆试穿了奥运会比赛服,想着就要参加奥运会了,他的心情非常激动。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新中国代表团准备出发的时候,传来了台湾地区的代表团已经在奥运村举行升旗仪式的消息。 就在这一届奥运会开幕前,新中国代表团发表声明,退出了墨尔本奥运会。 1958年,由于国际奥委会继续推行“两个中国”政策,中国奥委会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从此与奥运“绝缘”了21年。 后来,中国运动员重新出现在奥运舞台上,那是1984年了,已成为中国体操界元老的陆恩淳终于以裁判的身份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圆了自己28年前的奥运梦想。 整个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与世界关系错综复杂的时期。从政治上,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与当时奥委会中的西方成员国在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同时,台湾问题又一直困扰着当时的中国外交。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的大环境下,体育服从于外交大局的需要似乎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在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绝缘”的日子里,中国也与整个世界隔绝。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仅仅与十几个国家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国的体育竞技水平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当然,在这21年里,中国体育仍然是中国外交走向世界的推力。20世纪60年代,部分原因由于当时的国际乒乓球单项委员会仍然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中国大力发展了乒乓球运动。后来,乓球运动之花结出了硕果:中美两国乒乓球运动员促成了“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佳话。 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举办一届世界性运动会的理想就已经播种。与奥运会全面“绝缘”的艰难岁月并没有挡住中国人开门迎客的姿态。当时,中国曾经设想联合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国际奥委会之外“另起炉灶”,成立一个“新兴力量运动会”。1963年,第一届“新运会”在雅加达举办。与此同时,周恩来、贺龙也在考虑在北京举办新兴国家运动会的计划。当时,周总理圈定了五棵松附近的一大片土地,将这块地方预定作为未来世界性运动会的场所。今天,这块地方矗立起奥运篮球馆和棒球场。 重返奥运赛场 外交上的突破带动了体育回归国际大家庭。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也推动了中国体育重新与世界交流。 当年,国家体委派魏纪中等人访问西方国家的国际奥委会官员。据魏纪中后来回忆,他当年在马德里的一家旅馆里见到了刚刚当选国际奥委会执委的萨马兰奇。 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内部也在发生着变化。性格温和的基拉宁代替了对中国不友好的布伦戴奇,成为国际奥委会新一任主席。基拉宁在竞选奥委会主席期间就承诺,要在任期内解决中国问题。他说,不能将8亿中国人民排除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之外。 在基拉宁任上,中国曾掀起了一个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小高潮。1976年,奥运会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举行。而在此前,中国已经与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这为中国参加蒙特利尔奥运会的努力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虽然这一轮努力失败了,但是却为中国重返奥运会制造了舆论。 1979年,中国开始走上了对外开放的道路。当年元旦,中美签署了建交公报;同一天,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政策从“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转为有可能允许“台湾奥委会”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为解决奥运领域中的台湾问题奠定了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1980年,中国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没有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当年的奥运会。1984年,第二十三届夏季奥运会将在洛杉矶举行。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体育界经过拨乱反正之后成绩大大提高,外交战线上也全面开花。然而,中国重返夏季奥运会的路上也曾面临过阴云。 2008年8月4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四天。美国奥委会主席彼得·尤伯罗斯(PeterUeberroth)在出席“2008奥运·冠军论坛”的间隙,对本报记者动情地说,“就像我曾无数次说过的那样,对北京,我想说的只有感激。”在论坛上,当回忆起24年前的情形时,他说:“24年前,奥林匹克运动曾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那时,没有城市愿意承办奥运会。……在洛杉矶承办后,苏联又宣布将抵制那次奥运会,并且开出了一百多个将共同抵制奥运会的国家名单。我一看,中国就在名单中列第一位。我焦急万分,开始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出访,希望他们改变主意,甚至因为访问古巴在回到美国时被拘留了一段时间。” “真正的转机是在一天深夜。那个晚上,我被电话吵醒,电话那头传来声音说:‘中国,他们决定来了。’那一刻,我知道这届奥运会被拯救了。是的,是你们拯救了奥林匹克。” “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来自李希(CharlesLee)。他当时是洛杉矶联邦检察官,本人虽不是华人,但却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当时,他受尤伯罗斯派遣,负责游说中国参加奥运会。中国人起初口头承诺参加,并表示不会食言。我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询问,最终他们给了我一份确认函。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李希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这样说。 “我还记得那年开幕式的时候,当中国代表团走进体育场的时候,全场美国观众起立鼓掌。”1984年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成员、体操运动员楼云回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1932年到1984年,同样是洛杉矶,历史完成了一个轮回。中国不仅赢得了体育的胜利,也赢得了外交的胜利。 两次申奥 如果说参加奥运会并取得金牌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道路,那么申办奥运会就是这条道路上的其中一个顶峰。 中国取得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之后,何时由中国举办一届奥运会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 1990年亚运会闭幕式前后,一些北京市民打出了“亚运成功、众盼奥运”的口号。1990年7月3日,年过八旬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来到国家奥林匹克中心,参观刚落成的田径场和游泳馆。1990年7月3日,邓小平在视察新建成的亚运会场馆时,询问陪同他参观的有关负责人:“申办奥运会你们下决心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情呢?如果有这么多的体育设施,而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嘛!” 1991年2月22日,在与中国奥委会反复协商后,北京市政府正式向中国奥委会提出举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申请。 “是改革开放让我们产生了举办奥运会的需求,才有了举办奥运会的能力;也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才使得国际社会最终能够接受由我们来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说。 “开放的中国盼奥运。”这是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口号。然而,几乎是在北京宣布申办的同时,反对的声音就出现了。 20世纪90年代初期,整个中国面临的外交局面都是很不利的。这种反华浪潮也不可避免地波及中国的第一次申奥努力。 1993年,在申奥表决前,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反对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60名参议员给国际奥委会写信,联名反对北京申办。时任申奥代表团新闻发言人的吴建民后来在一次讲座中回忆到当时的情况:“那时候形势相当严峻,英国的外交大臣说,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是badidea,懂英文的人都知道,badidea这话讲得很重的,所以我后来对他进行了抨击,我说你讲这话连绅士风度都不够了。那次去,确实是一场恶战。” 最终的结果令许多中国人至今难忘:北京以两票之差败给了悉尼。 时任北京奥申委副秘书长兼外联部长张清在其新书《申奥纪实:亲历中国重返奥运和两次申奥》中披露,当时的一位领导谈到申奥失败的原因时,矛头直指宣传不当。“外宣找不到切入点,跟不上去。内宣一直过热,冷不下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总结道:“现在回过头来看,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看,当年申办失利有其历史背景。比如,中国刚刚提出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国开放的程度和走向世界的脚步有限,国际上存在一些疑虑是正常的。” 1999年,中国再次提出申办奥运会。与90年代前期的情况不同,此时的西方国家纷纷同中国改善和发展关系。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西方国家政府同国际极端反华势力拉开距离,对中国申奥或保持中立,或态度转趋积极。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恢复了正常。整体外交环境的顺风顺水,为申奥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外交系统也为申奥成功做出了大量努力。“想起2001年申奥时的工作,仍然记忆犹新。这是我们当时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说到这里,前驻挪威大使马恩汉仍难掩心中兴奋。在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北京申奥代表团多次到世界各国访问,我国驻外大使馆便承担起接待工作。不光如此,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举办奥运会的理念,大使们均在各任职国做了很多工作。马恩汉介绍说:“我们多次和挪威奥委会委员和政府官员进行会面,介绍北京申奥的努力。”前驻蒙古大使黄家骙更是在申奥工作中与蒙古国“体育之父”玛格旺结成莫逆之交,牢牢地拿住了蒙古委员的选票。 2001年7月13日,中国终于实现了举办奥运的民族梦想。就此,中国走上了继续开放、拥抱世界的道路。 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 沈阳体育学院教授于秀说:“如果说,刘长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政治意义高于体育,那么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就还原为体育。” 的确,在经历了百年来奥运与中国外交的纠结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奥运视作它的本来面目——体育。然而,发生在三四月间的事再次将中国人的奥运之旅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联系起来。的确,奥运承载了国人百年的梦想。当这一梦想受到外界的阻挠时,必定引起一定的反弹。 不过,随着奥运开幕的临近,中国人的关注点再次从外部世界回到了赛场内。 奥运开幕前,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北京奥运圣火境外传递受阻的风波时说:“对这些杂音,应抱着平常心对待,关键是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萨马兰奇在接受著名主持人杨澜的采访时曾谈道:“奥运会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它是用来回避问题的。有一些事情不应该是由奥运会来解决。奥运真正该关心的是让运动员们打好比赛,充分体会到体育的精神和乐趣,让不同国家的人们有一个和平和友谊的交流。” “很多人谈到奥运与中国百年来在外交上崛起的关系,这是不错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对记者表示,“然而,一个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受到尊重的大国在外交上也会更加成熟。现在,我们更应该让体育的归体育,政治的归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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